徐冰(Xu Bing)作品中的符號特質-以視覺形式而論

在我眼中,徐冰是一位很善於抓住當代藝術風向的藝術家,很明瞭自己的背景優勢與文化定位。善用文化定位,或許應該視之以「策略」,但徐冰的自述裡(註一)解釋自己的藝術風格帶有一種宿命性,固結在性格、長年的生活感知之中,是一種「不得不然」所造就的樣貌。這種「不得不然」正投社會學所好,使作品的在觀眾眼中更具說服性。

2014年前半年,徐冰曾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有一檔回顧展,策展人是王家驥,在我心目中是個自我要求很高的老師。我寫這篇文章的資料,大多來自於台北市立美術館這檔展覽的資料,以及徐冰的網站。想談論的,無非是符號、「印」的特質幾個方面,這是對作品本身的討論,作品之外,我也想談談徐冰作為一位東方藝術家,他在當代藝術中的位置。因為坦白說,我認為他的風格,很接近我理想中的東方當代藝術家的模型。

先來看看幾件徐冰的作品。

一、鋪天蓋地的符號

《天書》
圖片取自MOT/TIME線上誌:http://www.mottimes.com/cht/article_detail.php?type=0&serial=318

《鬼打牆 》
圖片取自MOT/TIME線上誌誌 :http://www.mottimes.com/cht/interview_detail.php?serial=252 

《天書》和《鬼打牆》的作品尺寸相當大, 觀眾置身於其中,被作品包裹圍。台灣做這種大尺寸的藝術家,最有名的可能是林明弘,然而,徐冰的《天書》和《鬼打牆》與林明弘的作品,有截然不同的空間意義。首先,我認為林明弘的作品更服貼於展場環境(因而出現有關指定場域的討論)(註二),徐冰的作品還是偏向「布置」上去的,適場地而變的狀況會小很多;再來,林明弘的作品的展示空間是一個「空」的空間,觀眾可在其中行走、移動,甚至踩在作品之上,進而完善作品意義。可是徐冰的裝置空間並不完全是「空」,我們可以在其中看出一個固定的參觀動線,觀眾對於作品,還是嚴守不能碰觸的分際。

因此,我認為《天書》和《鬼打牆》的大尺寸,並不是為了強調場域的特性,也不是為了讓觀眾進行觀看以外的更多參與,而是一種「以有限暗示無限」的手段。《天書》與《鬼打牆》裡都有大量的「仿字」(藝術家自行創造的字),數量之多,觀眾僅能瀏覽,無法算數、一一探研。如同天上的星星,可觀可見,對其存在於斯也毫不懷疑,但卻無法清算,無法掌握。


二、 《天書》與《地書》中的符號作用

《天書》
圖片取自MOT/TIME線上誌:http://www.mottimes.com/cht/article_detail.php?type=0&serial=318

《地書》
圖片取自MOT/TIME線上誌: http://www.mottimes.com/cht/interview_detail.php?serial=252

對多數觀眾而言,《地書》顯然比《天書》可親有趣得多,兩者可讀性不可讀性,也很容易讓觀眾們看出二者欲傳達的反差感,再此不必贅述。

就我的眼光,《天書》的裝訂方式本身就是一種符號,古代線裝書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權威的感覺,高深、具有可信度。《地書》的呈現形式讓人覺得它乘載的訊息可能不這麼重要。講到乘載訊息,似乎是這兩件作品的核心重點。我們看《地書》裡的符號似乎沒有別的,其形式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傳遞訊息,用Goodman的象徵理論 (註三) 來看,就是以因果關係、相似性.....讓符號對物質界的事物產生關聯,進而指涉,成為敘述,它的目的就是要傳達訊息,就是要「被解」。利用前人的發明而累積成的視覺文化俗約,《地書》組織了一個有效的敘述。

《天書》中的圖像存在的目的不是「被解」,那是做什麼?依我的習慣會回歸到視覺形式,中文的方塊結構,及線裝書以往帶給知識分子的印象。我認為《天書》在展出時,觀眾一開始會覺得它裡面應該要有個什麼,可是除了視覺形式之外,它偏偏又沒有什麼。這種看似邏輯實際上是「破邏輯」的特質,在觀眾心中產生的弔詭感,或許才是它真正的藝術核心之所在。不過假使《天書》最早的展示地點是在國外,那麼對外國人來說「真中文」或「假中文」其實沒什麼差別,或許會比較偏向用「具東方風情的奇物」的眼光來看。

行文至此,略感冗長,有關「印」的特質和我眼中的徐冰在當代藝術中的位置,下一篇再寫 
: )


註二:有關林明弘作品,請見 林鴻璋,《花樣姿態:林明弘的作品》,伊通公園網站,
http://www.itpark.com.tw/artist/critical_data/28/70/93

註三:Nelson Goodman, Languages of art, Printed i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, 1976,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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