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「歪腰郵筒」看被規訓的台灣人

一開始看到「歪腰郵筒」觀光潮的時候，心裡隱隱然有些厭惡。主要是颱風剛過，我覺得「歪腰郵筒」無疑就是個帶有災難脈絡的產物。假使能用警示的角度、「蘇迪勒颱風紀念碑」的意義予以保存，我會覺得很好。但所謂觀光人潮好像只是「連災難都能娛樂化」的現象。

就我來看，「歪腰郵筒」觀光潮就是一種「規訓」的成果。這個詞彙，一般都會想到傅柯，手頭上沒書，借 「南華大學」通識課程—《理性、瘋狂與文明》部落格的整理一用：

「我們運用規訓的方式，透過規訓的方式讓你習慣，讓你想都不用想的就會遵守（成為日常生活的實踐意識），而這就是規訓。」

套在「歪腰郵筒」的例子裡，台灣民眾透過商人、媒體的訓練，打卡、拍照已經演變成「台灣人面對出名人、事、物的唯一行為模式」。「歪腰郵筒」觀光潮，重現了這種單調的「跟風」行為。遇到稍稍新奇的事物，在產生任何想法之前就先掏出手機，一氣呵成，想都不用想。如果去問排隊「歪腰郵筒」的名眾為何而來，他們大概也只會說好可愛，沒有人會真正的把這郵筒當作「可怕天災的產物」來看待，儘管這才是它的生成脈絡。

消費主義常被討論的問題，無非是純利潤導向，無視對人類的真正關懷，衍生出種種不誠信。好比「正妹」、「萌」往往只是為了讓商人獲利而被生產，卻佯裝成可以給我們更有意義的生活（其實對糧食分配、戰爭、低薪......等實質問題一點幫助都沒有）。所以第一時間就在那裡宣揚「歪腰郵筒」的「文創性」、「公共藝術性」，我其實是有點不齒的。我覺得真正有文化的地方，「公共性」應該是更需要深思熟慮的東西，不該只是被規訓的現象。

我另一個不贊同「歪腰郵筒」立即「文創化」或「藝術化」的原因，是在於我認為這種觀光行為對「地方文化的生成」是有害的。

「人文地理學」中的「地方」是一個有點複雜的概念。觀者必須置身其中，透過日常生活的參與，進而產生「自己是地方的一份子」之情感。例如，光觀客眼中的安平與安平居民眼中的安平絕對不同，這是因為觀光客不是「地方的一份子」，故只能用「地景」的眼光來看待安平，而無法用「地方」的感知看待安平。「地方」在「人文地理」中很強調「獨有特殊」（idiographic）。不同的人、應不同功能而生的物理設施，參雜複雜的人類活動，使京都、華人街、皇后區等地方擁有各自特殊樣貌，而不是均質性的一些數字、座標而已。

「歪腰郵筒」的觀光潮，透過打卡、拍照這種將事物數位化的動作(成一組數字、座標)，彷彿把它本質意涵與其他事物均質化。我覺得這與「地方」的概念是背道而馳的。照片的情況也是類似，都是一種快速、淺薄、看起來瞭解了什麼，其實什麼都沒了解的互動。隨便找篇遊記，在墾丁或日月潭拍的觀光照，其實給人的感受並不會差太多。一旦打卡拍照這種速食互動，變成「文創」、「藝術」與大眾交流的唯一內容。台灣可能很難真正的累積「文化底蘊」。

總之，「規訓」與「與地方感生成背道而馳的均質化」，就是目前我對「歪腰郵筒」觀光潮的主要看法。後續「歪腰郵筒」會被塑造成什麼樣的社會產物，我覺得要看是哪一批人掌握它的話語權，並且想以此達到什麼樣的目的。目前大多是被規訓的民眾們，和本來就沒啥脈絡的媒體在談論它，所以我才會有這些想法吧。

參考資料：

《理性、瘋狂與文明》部落格，〈規訓〉：http://nhu97madness.blogspot.tw/2008/12/blog-post_04.html

《地方：記憶、想像與認同》，Tim Cresswell著，徐苔玲、王志弘 譯，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，2006。